葛蘭西政治哲學的兩個基本向度

　　馬克思主義(狹義)的政治哲學精神可以用馬克思本人的兩句話來概括:“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實現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類最優良的政治生活。為此,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就必然是實踐的政治哲學,它致力于使哲學家們走出書齋,走出象牙塔,承擔起改變世界、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使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還是具有歷史主體性的政治哲學,它把自己的學說建立在現代人類社會歷史主體一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也是具有歷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學,它主張通過批判和創新來推動社會的進步與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在什么是優良的政治生活上,葛蘭西尊奉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認為政治哲學的基本使命在于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實踐哲學的主張。他的實踐哲學的基本原則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在論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時指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對歷史的開拓,這種精神會延續幾個世紀,直到傳統的政治社會消失,最終建立起共產主義社會。他的實踐哲學的根本任務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人的解放,實現從必然向自由的過渡。其實,綜合考察葛蘭西的政治哲學,就會發現,他政治哲學的主要貢獻并不在于對“什么是優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于對“怎么才能實現優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為他對后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同時又豐富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1.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在葛蘭西的政治哲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問題是獲得文化霸權,即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黑格爾和馬克思都使用過市民社會的范疇,但他們都是從物質生產關系方面來理解的。葛蘭西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東西方社會結構,從意識形態角度賦予了市民社會新的含義。

　　葛蘭西認為在具有傳統的東方落后國家,國家政權稀釋了市民社會,市民社會不發達,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這里維護社會穩定的是國家政權和暴力統治。他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采取各種平衡形式的強力與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強力過于顯然地壓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圖達到表面上好像強力是依靠了大多數人的同意。”

　　葛蘭西發展了馬克思對國家結構分析的觀點,提出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結構的簡明公式即“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換句話說,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胄的領導權。”這樣,他對市民社會的含義有了新的認識:政治社會代表暴力和強制,是專政的工具;市民社會不再單純代表傳統的物質生活領域,而是代表著從經濟領域中獨立出來與政治領域相并列的倫理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它既包括政黨、工會、學校、教會等民間社會組織所代表的社會輿論領域,也包括報刊、雜志、新聞媒介、學術團體等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領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國家看做是政治社會——這就是說,被用來把群眾控制得和特定的生產和經濟類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個其他的強制性機構,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平衡。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像社會、工會或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

　　2.革命觀

　　根據市民社會在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不同狀態和地位,葛蘭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應該是一種總體的革命。這種總體性的革命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從社會角度而言,總體性革命是指要拓寬革命的領域。葛蘭西認為,革命不應僅僅局限在政治領域,而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領域展開,全面地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統治,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的形式。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之前,就必須在革命的過程中形成反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文化、工作與權力機構的雛形,而把社會主義預先演示出來——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化概念——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這樣就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準備了條件。

　　這兩個問題即什么是優良的政治生活和人們如何才能過上優良的政治生活。這是政治哲學具有合法性的兩個基本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