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復興，首先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但也必須看到，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尚存有某些疑惑或模糊認識需要澄清。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如何同文化決定論劃清界限

　　有人擔憂，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凸顯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促進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會不會掉入文化決定論的陷阱？

　　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精神層面的文化亦即狹義的文化，歸根到底是由特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決定的，因而它最終取決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并決定著文化觀念，而不是相反。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就會獲得某種相對獨立性，又反過來對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因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我們強調文化的作用，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立的，而不是無視文化的物質根源，把文化當成終極的原因去看待。文化決定論則拋開文化的經濟基礎，把文化理解為歷史發展的原初動因。顯然，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對于文化重要性的強調，同文化決定論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們知道，文化人類學一般是把文化定義為人的既有的生存方式或行為模式，譬如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就將文化界說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復雜整體。梁漱溟認為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所有這類定義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僅僅注意到文化的預成性方面，把文化看作某種預先存在的、先驗地制約著人的生存的規范，而未能從文化的創造和生成的角度去加以考量。這樣的定義很容易忽視文化的物質根源，從而陷入文化決定論的泥淖。其實，文化總是在生成和預成的張力中發生、發展并發揮其重要作用的。在歸根到底的意義上，特別是在文化的定型期，物質基礎是決定性的。但文化一經形成，又起著能動的反作用，這種作用看上去就仿佛是一個先驗的規定了。同其他文化理論大都強調文化的預成性相比，唯物史觀則揭示了文化的發生學基礎，亦即它的生成性，這恰恰是唯物史觀比別的學說深刻之處。在這個意義上，唯物史觀同文化決定論是彼此對立、完全不相容的。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用新教倫理這樣一種宗教精神氣質，解釋資本主義制度安排的歷史發生，其實是一種唯靈論的解釋。從歷史上看，清教徒既禁欲又入世的精神，的確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對此應給予足夠的正視。但在唯物史觀看來，韋伯學說的致命缺陷不在于它看到了文化因素的重要歷史作用，而僅僅在于未能進一步追究這種文化因素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物質根源。韋伯未曾回答究竟又是什么造就了新教倫理。正因此，韋伯的解釋方式才明顯地帶有文化決定論的傾向和色彩。唯物史觀則著眼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推動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來闡釋資本主義的起源。要看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同自己的生存環境不斷博弈的結果和積淀，其中首要的就是經濟層面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只要我們在強調文化重要作用的同時，始終承認文化的物質根源；在強調文化軟實力的同時，始終正視文化硬實力的基礎地位，就完全可以同所謂的文化決定論劃清原則界限。

　　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避免把它誤解成一個防御性的口號

　　有人疑慮，認為眼睛老是盯著老祖宗的那些遺產，會不會忽視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借鑒，從而陷入一種保守立場？

　　我們認為，這種疑慮是多余的。

　　文化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和封閉的。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鑒、相互補充，正是人類文明能夠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發展的絕對前提。隨著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隨著人類普遍交往的逐步實現，這一點更是獲得了世界歷史意義。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間總是需要彼此借鑒，取長補短，它們就是在這種向他者的開放中實現自身演進的。從歷史上看，文化的交往也總是雙向互動的，并不存在純粹單向的線性的關系。在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化的互動，更是各自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拒絕對西方文化的借鑒和學習，這種保守和封閉的態度無疑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無論對于西方文化，還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都應該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恐怕不能一概而論。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在糟粕方面尚未清理干凈，而在精華方面卻遺失甚多。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針對這一情況，才提出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我們面臨的問題則是，在精華方面未能充分吸收，而在糟粕方面卻反思不夠。因此，不能把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看作拒絕西方文化的一種防御性的策略。事實上，我們拒絕的僅僅是西方文化的霸權和同化，而決非西方文化對于我們有意義、有價值的精華。

　　我們今天之所以格外注重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一方面，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狂飆突進中，遇到緊迫的文化認同的問題，它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主體性的基礎，離開了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日益自覺，就難以回應這個時代問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啟蒙現代性，其內在矛盾的逐漸顯露，也迫切需要借鑒東方智慧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啟示價值。這也是為許多西方思想家越來越自覺意識到的拯救之道�？梢�，在上述意義上談論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除了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同防御性的口號沒有任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