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職場淹沒的優等生職場人生經驗

　　越是校園里絕對的“優等生”，進入職場越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挫折。有些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缺乏適應新環境的心理準備和現實能力，而僅僅在于內心一種無法跨越的“榮譽感”。當如影子一樣伴隨十幾年的“榮譽”與“優越”，被職場的平淡碾碎并淹沒時，他們開始陷入思索。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的每次接到中學同學發來的聚會通知，許瀟總是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推辭掉

　　對她來說，多年后的老友重逢是一件特別尷尬的事。問題出在大學畢業之后。許瀟發現，原來起點跟自己差不多，甚至遠遠不如自己的那些中學同學，現在一個個都在職場上叱咤風云；而她自己呢，都3年了，還只是單位里一個“碎催”，整天干些打雜跑腿、毫無技術含量的瑣碎工作。每次想到這兒，許瀟都失落極了，覺得根本沒臉見人。“在我們這樣一個事業單位，無論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優秀，論資排輩都是鐵律！我資歷淺，年齡又最小，所以，哪怕能力再強，領導也不可能把重要任務交給我來做。

　　”許瀟無奈地笑笑，“你能想象嗎，我每天一早來了就是掃地打水擦桌子，然后復印各種資料，要么就是按照領導的口述起草文件。對了，不定期的還要滿北京跑，給這個領導送文件，給那個領導取東西。”許瀟的學生時代絕對算得上順風順水。

　　中學畢業之后，她以絕對的高分考上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專業，4年讀下來，又被直接保研。其實，在同學們眼中，許瀟原本是個挺活躍的人，愛扎堆兒，人緣也相當不錯。更重要的是，幾乎每個接觸過她的人都了解，她是個絕對的優等生：歷次考試成績從沒掉出過全班前三，還有幾次更是年級大排名的冠軍；三好學生、優秀干部之類的獎勵對她來說基本上沒有懸念，拿獎拿到手軟；高三那年，她還第一批入了黨，成了極少數的學生黨員。

　　這么說吧，只要是學校設的獎，許瀟就很少有落下的。唯一有些坎坷的，是體育。跟不少愛學習的乖孩子一樣，許瀟的“致命傷”是體育不好，尤其是800米長跑。考高中那年，為了不在體育成績上丟分，許瀟對自己下了“狠手”：每天早上7點到校，一個人圍著操場一圈一圈地跑。兩個月下來，她的800米成績愣是從4分鐘左右躥到了3分10秒，又是個全班第一！許瀟曾經試過把這股“自我蹂躪”的勁頭用在職場上。去年單位組織春游，領導把選路線的艱巨任務交給了她——終于能獨立干件事了，許瀟甚至有些受寵若驚。回到家，她用了整整一個周末的時間，上網鉆研北京周邊的各個旅游景點，之后又拿出寫畢業論文的認真勁兒，詳詳細細地寫了份長達四五頁的“調研報告”。

　　她按照“省錢的”、“好玩的”、“交通方便的”等幾個關鍵詞，一共列出了14條路線供領導選擇。春游搞得挺成功，但回來之后，許瀟每天的工作依然是跑腿打雜。她忽然意識到，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的。但她一直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自己的生活在進入職場之后會變成這樣。夾在兩種價值觀之間，被評比折磨得焦頭爛額“真給我丟臉”。

　　這5個字，現在幾乎成了侯禹的口頭禪。看著自己班上這43個鬼頭鬼腦的學生，侯禹常常氣不打一處來：“就沒見過這么沒有榮譽感的人！”侯禹從小的愿望就是當老師，尤其是當中學老師，因為他覺得“十幾歲是一個人成長中的關鍵時期，這時候什么樣，以后基本上就定型了”。

　　而他，非常愿意在這個時候，用自己的言行和態度來影響更多年輕人。他覺得，中學老師不光是在教知識，更是在教學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為了這個理想，他發奮學習，終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后，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學教師。就在他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學校領導把一個高二文科班交到他的手里。很快，侯禹就覺得不對勁兒。

　　每周，學校都要對各班進行評比，內容涉及在校期間的方方面面：有沒有遲到、穿沒穿校服、值日做得是不是干凈等等，統統納入考評范圍，有人違規就要扣1分。就是這樣一個評比，別的班分數大都是97分、98分,有些還能達到100分；而侯禹帶的班，分數幾乎就沒上過80，最差的一次甚至是56分,創了學校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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