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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時間:2024-10-02 09:06:32 振濠 傳統文化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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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兩漢時期一般指漢朝。 漢朝是繼秦朝之后的大一統王朝,分為西漢、東漢時期,共歷29帝,享國405年。秦末農民起義,劉邦推翻秦后被封為漢王。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關于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歡迎閱讀!

  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1

  漢代作為我國中古文明的第一個高峰,不僅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成就卓著,開創了文化盛世,而且構筑了中古史學巔峰。打開兩漢史籍,人們在追溯那個文明高漲時代的王朝遞嬗、社會盛衰等宏大歷史進程的同時,值得再三品味的,還有極富創造力的雅言俚語,林林總總的傳奇人物,悲歡離合的生活軼事,不勝枚舉的文化掌故。這些歷史遺存的精華,無不融匯到歷史長河中,蔚為傳統文化的不竭淵藪。這里僅以語匯、掌故和文化母題為例,對此作一簡略的歷史考察。

  一

  語匯作為語言符號的聚合體,是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表意工具,有著極強的傳承性和擴散性。兩漢是中古文化創造力奔涌勃發的時代,兩漢史學所積淀的新語匯蔚為大觀,它們植根于特定的時代土壤和文化語境,極富生命力和表現力,對后世影響非常深遠。

  《史記》、《漢書》的語言建樹,受到歷代極高評價和廣泛推重,清人張之洞贊譽兩書云:“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于言。”《史記》、《漢書》中許多詞語如“實事求是”、“移風易俗”、“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運籌帷幄”、“蕭規曹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均率先創意,傳播久遠。

  品讀《后漢書》不難發現,范曄筆下的東漢文化,其語言特色與前代又有不同,尤為儒雅的文辭俯拾即是,如劉秀所講的“置之度外”、“有志竟成”、“克己奉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披荊斬棘”、“疾風知勁草”、“旗鼓相當”、“差強人意”、“推心置腹”、“得隴望蜀”、“敝帚千金”、“樂此不疲”等,字字珠璣,妙不可言,時至今日他還享有“語言大師”的美譽。

  來自前四史中的這些豐富多彩的語匯,不僅生動鮮活,而且幾乎每一個詞本身都承載著一段曲折動人的歷史。這些成語的形成,雖然歸功于秦漢名人“脫口秀”功夫,但只有被史家給予二次加工,并被記載下來留存到史學經典之中,才真正激活語匯的魅力,使它們獲得永恒的生命。

  兩漢掌故也是一種象征、比喻和說事析理的古典文化符號,不僅在歷代典籍中轉載流傳,到了明清時期,更是逐漸滲透到民間蒙學讀物中。例如明代蕭良有編纂的《龍文鞭影》中輯錄了源自秦漢史事的大量掌故,如頌揚開國名臣的蕭收圖籍、曹參輔政、周勃安劉、營軍細柳;詠嘆清官的召父杜母、懸魚羊續、朱云折欄、強項董宣;記敘文人逸事的匡衡鑿壁、班固勒銘、梁鴻五噫、許子無雙;記載重大事件的楚英信佛、楊震四知、耿恭拜井、投筆班超等。這些漢代典故作為民族記憶,通過啟蒙教育的`渠道,在一代代學子身上得到傳承和弘揚。

  隨著歷史的推移,兩漢語匯中的很多精華成分不僅積淀在傳統語匯的寶庫中,而且還活躍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仍然具有很高的使用頻度和豐富的指代意義。

  二

  再說文化母題。母題(motif)是一個外來詞,一般認為是指“一種反復出現的、與敘事類型化特征相關的因素,是為了揭示和描述民間敘事作品存在著各種類型化現象而形成的一個術語”,“它以類型化的結構或程式化的言說形態,反復出現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種不變的,可以被人識別的結構形式或語言形式。”

  在傳統文化領域,從雅文化中“秦關漢月”的詠史詩作、俗文化中“楚漢相爭”之類的講史說唱話本,到歷代戲曲中《霸王別姬》等名作,兩漢史學所記載的史事,成為千余年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母題和創作資源。

  “詠史詩”是傳統詩歌中一種源遠流長的體裁。取材于秦漢的歷代作品不勝枚舉,其中的大宗主題是吟詠王朝興廢,如章碣《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墟,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還有一類主題是詠嘆人才遭際,如李清照《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商隱《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再如感慨昭君和親命運的,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還有追懷漢朝鏖戰北疆的,如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憑吊秦漢史跡,抒發王朝興亡、世事滄桑的歷史感慨,表達揚善除惡的社會理想,鞭撻黑暗暴政,企盼開明盛世,是這些詠史之作最常見的主題。在詠史詩中,秦朝君臣多充當了殘民以逞的反面教員,而漢史則被寄托盛世之治的社會憧憬;在不少作品中,秦漢也被用來作為影射批評當下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標的。

  三

  在俗文化領域,兩漢史事則成為歷代民間文藝的重要母題。在敦煌唐文獻殘卷中,就發現有俗講、變文等話本,這是流行于唐代以來寺院中的說唱體作品。其中有不少取材于西漢立國傳說的變文詞文,如《大漢五年季布罵陣詞文》等。這些話本塑造了大義凜然的王陵母,聰明機智的季布,豁達大度的漢王劉邦,暴虐無道的霸王項羽。近年來,專家學者從俄國收藏的敦煌文獻中,又發現了《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以及《漢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等。據唐人著《樂府雜錄》載,當時的俗講大家文淑講唱時“聽者填咽寺舍”。這類作品運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說唱秦漢故事,化典雅為通俗,變雅言為俗語,使歷史從廟堂走向民間。

  宋元以降,在城鎮的勾欄、瓦舍中,小說、講史等新興的文化樣式不脛而走。講史的特色是開端有開場詩,末尾有散場詩。語言以講說為主,半文半白,敘事中常常穿插奏章、詩詞等。北宋的講史,主要有說《漢書》、《三國志》、《五代史》三種。講說《漢書》是其中風行的題材之一,南宋洪邁在《夷堅志》丁集卷三中記述道:“四人同出嘉惠門外茶座中坐,見幅紙云:‘今晚講說漢書’。”南宋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詩作云:“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為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聽者入情入戲,為古人擔憂的情狀躍然紙上。至今,尚存有宋版《秦并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呂后斬韓信》和《三國志平話》。到了明代,形成章回長演義體小說,如《西漢演義》、《按鑒全漢志傳》等。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漢末逐漸拉開帷幕的三國風云,很早就引起后世文人的關注,經過歷代文人的藝術加工和社會傳播,最終結晶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部文學巨著,衍生出一系列三國戲曲,蔚成大型文化成果。

  兩漢史事也很早就被搬上戲曲舞臺,早在唐代參軍戲興起時,就有《樊噲排君難》,表現劉邦和項羽鴻門相會的情節,是為古代戲曲中最早的秦漢題材作品。唐代木偶戲中也有表演鴻門宴故事的。元代出現許多取材于漢初故事的戲文、雜劇,如余仁杰《蕭何月下追韓信》、馬致遠《漢宮秋》(王昭君故事)、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里灘》、秦簡夫《趙禮讓肥》等。明代雜劇中有《昭君出塞》、《和戎記》等。元明兩朝上百部《史記》戲中,秦漢題材占了很大比例。清代戲劇中有《卓女當壚》、《河梁歸》(李陵歸漢滅匈奴故事)等,京劇劇目中最負盛名的有《霸王別姬》、《張良歸漢》、《文君當壚》等。以西漢王昭君史事為例,從《漢書》的原始記載開始,歷代衍生的戲劇層出不窮。據統計,王昭君主題的明清戲曲選本現存17種,共有28個出次的選折。其中有陳與郊《昭君出塞》、汪廷訥《妃怨》、陳宗鼎《寧胡記》、王元壽《紫臺怨》、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夢》和周文泉《琵琶語》等。一代代戲曲作家借昭君和親舊題,融入時代新識,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表達著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趣和理想。

  學人常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富歷史意識的文化民族,信哉斯言!以國人發達的“崇古”、“好古”的歷史意識為深層驅動力,由兩漢史學題材所衍生出來的大量詠史詩歌、講史平話、歷史演義和戲曲作品,承載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和文化表達,滿足了各個社會階層的精神渴求,匯聚為傳統文化長河中的一支巨流。借助于上述方式和渠道,兩漢歷史以今人難以想象的涵蓋力、滲透力和統攝力,進入民眾觀念世界之中。明代文豪袁宏道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習兩漢史學已經超越了單純了解或攻治斷代史學的專業意義,不了解兩漢史學,就無法真正了解我國中古社會和傳統文化。

  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2

  一、兩漢文化

  兩漢文化的形成較之中國上古時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較晚的,它的形成基礎則是以華夏文化為核心,從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華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形成并發展起來的。

  漢朝文化主要內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為:“無為而治”奠定了漢王朝的立國之本“獨尊儒術”造就了漢王朝的長治久安“龍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

  博大精深的漢朝文化是一個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體。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種類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統”文化,因而也就顯示出十分的廣泛性和適用性。

  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和鮮明性,是使民族統一、國家統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輝典范,其功績之大、影響之深是任何一種文化都無法比擬的。

  因此,作為華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漢朝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著中華民族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斗爭精神,仍將會對中國、對世界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漢朝漢人注重淵源于古代華夏的先世血緣傳承,積極發展和周邊民族的交融。漢朝漢人不同的地域風俗文化,不僅鞏固了不同地域上的漢人團結統一,而且也對周邊民族起著有力的吸引和聚合作用。

  在封建統治者的策動下,通過儒家思想的統理,漢朝形成和出現的漢人不同地域風俗文化,“隨君上之情欲”而對周邊民族進行著“移風易俗”的教化,成為周邊的一些游牧民族,及江南和東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學習、接受漢人漢文化,逐步融合于漢人漢文化的便捷途徑。

  漢朝漢人不同的地域風俗文化,推動了漢人漢文化與其周邊民族文化的`交融,促進了漢人和周邊民族的融合,使漢朝成為歷史上漢族形成發展的重要時期。

  二、漢朝文化發展繁榮的主要原因:

  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外交流頻繁繼承、發揚前代傳統等。

  兩漢文化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漢字、漢語、漢文化都是在悠悠的歷史歲月中,經過長期的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類型。 特別是經歷了秦始皇、漢劉邦兩次“大一統”的改進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雛型.經過文、景、武帝的實踐錘煉,使之成為較為穩定的民族文化。 加之兩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對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形成了“漢人、漢語、漢字、漢文化”的特定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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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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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1

  漢代作為我國中古文明的第一個高峰,不僅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成就卓著,開創了文化盛世,而且構筑了中古史學巔峰。打開兩漢史籍,人們在追溯那個文明高漲時代的王朝遞嬗、社會盛衰等宏大歷史進程的同時,值得再三品味的,還有極富創造力的雅言俚語,林林總總的傳奇人物,悲歡離合的生活軼事,不勝枚舉的文化掌故。這些歷史遺存的精華,無不融匯到歷史長河中,蔚為傳統文化的不竭淵藪。這里僅以語匯、掌故和文化母題為例,對此作一簡略的歷史考察。

  一

  語匯作為語言符號的聚合體,是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表意工具,有著極強的傳承性和擴散性。兩漢是中古文化創造力奔涌勃發的時代,兩漢史學所積淀的新語匯蔚為大觀,它們植根于特定的時代土壤和文化語境,極富生命力和表現力,對后世影響非常深遠。

  《史記》、《漢書》的語言建樹,受到歷代極高評價和廣泛推重,清人張之洞贊譽兩書云:“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于言。”《史記》、《漢書》中許多詞語如“實事求是”、“移風易俗”、“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運籌帷幄”、“蕭規曹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均率先創意,傳播久遠。

  品讀《后漢書》不難發現,范曄筆下的東漢文化,其語言特色與前代又有不同,尤為儒雅的文辭俯拾即是,如劉秀所講的“置之度外”、“有志竟成”、“克己奉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披荊斬棘”、“疾風知勁草”、“旗鼓相當”、“差強人意”、“推心置腹”、“得隴望蜀”、“敝帚千金”、“樂此不疲”等,字字珠璣,妙不可言,時至今日他還享有“語言大師”的美譽。

  來自前四史中的這些豐富多彩的語匯,不僅生動鮮活,而且幾乎每一個詞本身都承載著一段曲折動人的歷史。這些成語的形成,雖然歸功于秦漢名人“脫口秀”功夫,但只有被史家給予二次加工,并被記載下來留存到史學經典之中,才真正激活語匯的魅力,使它們獲得永恒的生命。

  兩漢掌故也是一種象征、比喻和說事析理的古典文化符號,不僅在歷代典籍中轉載流傳,到了明清時期,更是逐漸滲透到民間蒙學讀物中。例如明代蕭良有編纂的《龍文鞭影》中輯錄了源自秦漢史事的大量掌故,如頌揚開國名臣的蕭收圖籍、曹參輔政、周勃安劉、營軍細柳;詠嘆清官的召父杜母、懸魚羊續、朱云折欄、強項董宣;記敘文人逸事的匡衡鑿壁、班固勒銘、梁鴻五噫、許子無雙;記載重大事件的楚英信佛、楊震四知、耿恭拜井、投筆班超等。這些漢代典故作為民族記憶,通過啟蒙教育的`渠道,在一代代學子身上得到傳承和弘揚。

  隨著歷史的推移,兩漢語匯中的很多精華成分不僅積淀在傳統語匯的寶庫中,而且還活躍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仍然具有很高的使用頻度和豐富的指代意義。

  二

  再說文化母題。母題(motif)是一個外來詞,一般認為是指“一種反復出現的、與敘事類型化特征相關的因素,是為了揭示和描述民間敘事作品存在著各種類型化現象而形成的一個術語”,“它以類型化的結構或程式化的言說形態,反復出現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種不變的,可以被人識別的結構形式或語言形式。”

  在傳統文化領域,從雅文化中“秦關漢月”的詠史詩作、俗文化中“楚漢相爭”之類的講史說唱話本,到歷代戲曲中《霸王別姬》等名作,兩漢史學所記載的史事,成為千余年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母題和創作資源。

  “詠史詩”是傳統詩歌中一種源遠流長的體裁。取材于秦漢的歷代作品不勝枚舉,其中的大宗主題是吟詠王朝興廢,如章碣《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墟,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還有一類主題是詠嘆人才遭際,如李清照《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商隱《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再如感慨昭君和親命運的,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還有追懷漢朝鏖戰北疆的,如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憑吊秦漢史跡,抒發王朝興亡、世事滄桑的歷史感慨,表達揚善除惡的社會理想,鞭撻黑暗暴政,企盼開明盛世,是這些詠史之作最常見的主題。在詠史詩中,秦朝君臣多充當了殘民以逞的反面教員,而漢史則被寄托盛世之治的社會憧憬;在不少作品中,秦漢也被用來作為影射批評當下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標的。

  三

  在俗文化領域,兩漢史事則成為歷代民間文藝的重要母題。在敦煌唐文獻殘卷中,就發現有俗講、變文等話本,這是流行于唐代以來寺院中的說唱體作品。其中有不少取材于西漢立國傳說的變文詞文,如《大漢五年季布罵陣詞文》等。這些話本塑造了大義凜然的王陵母,聰明機智的季布,豁達大度的漢王劉邦,暴虐無道的霸王項羽。近年來,專家學者從俄國收藏的敦煌文獻中,又發現了《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以及《漢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等。據唐人著《樂府雜錄》載,當時的俗講大家文淑講唱時“聽者填咽寺舍”。這類作品運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說唱秦漢故事,化典雅為通俗,變雅言為俗語,使歷史從廟堂走向民間。

  宋元以降,在城鎮的勾欄、瓦舍中,小說、講史等新興的文化樣式不脛而走。講史的特色是開端有開場詩,末尾有散場詩。語言以講說為主,半文半白,敘事中常常穿插奏章、詩詞等。北宋的講史,主要有說《漢書》、《三國志》、《五代史》三種。講說《漢書》是其中風行的題材之一,南宋洪邁在《夷堅志》丁集卷三中記述道:“四人同出嘉惠門外茶座中坐,見幅紙云:‘今晚講說漢書’。”南宋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詩作云:“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為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聽者入情入戲,為古人擔憂的情狀躍然紙上。至今,尚存有宋版《秦并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呂后斬韓信》和《三國志平話》。到了明代,形成章回長演義體小說,如《西漢演義》、《按鑒全漢志傳》等。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漢末逐漸拉開帷幕的三國風云,很早就引起后世文人的關注,經過歷代文人的藝術加工和社會傳播,最終結晶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部文學巨著,衍生出一系列三國戲曲,蔚成大型文化成果。

  兩漢史事也很早就被搬上戲曲舞臺,早在唐代參軍戲興起時,就有《樊噲排君難》,表現劉邦和項羽鴻門相會的情節,是為古代戲曲中最早的秦漢題材作品。唐代木偶戲中也有表演鴻門宴故事的。元代出現許多取材于漢初故事的戲文、雜劇,如余仁杰《蕭何月下追韓信》、馬致遠《漢宮秋》(王昭君故事)、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里灘》、秦簡夫《趙禮讓肥》等。明代雜劇中有《昭君出塞》、《和戎記》等。元明兩朝上百部《史記》戲中,秦漢題材占了很大比例。清代戲劇中有《卓女當壚》、《河梁歸》(李陵歸漢滅匈奴故事)等,京劇劇目中最負盛名的有《霸王別姬》、《張良歸漢》、《文君當壚》等。以西漢王昭君史事為例,從《漢書》的原始記載開始,歷代衍生的戲劇層出不窮。據統計,王昭君主題的明清戲曲選本現存17種,共有28個出次的選折。其中有陳與郊《昭君出塞》、汪廷訥《妃怨》、陳宗鼎《寧胡記》、王元壽《紫臺怨》、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夢》和周文泉《琵琶語》等。一代代戲曲作家借昭君和親舊題,融入時代新識,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表達著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趣和理想。

  學人常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富歷史意識的文化民族,信哉斯言!以國人發達的“崇古”、“好古”的歷史意識為深層驅動力,由兩漢史學題材所衍生出來的大量詠史詩歌、講史平話、歷史演義和戲曲作品,承載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和文化表達,滿足了各個社會階層的精神渴求,匯聚為傳統文化長河中的一支巨流。借助于上述方式和渠道,兩漢歷史以今人難以想象的涵蓋力、滲透力和統攝力,進入民眾觀念世界之中。明代文豪袁宏道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習兩漢史學已經超越了單純了解或攻治斷代史學的專業意義,不了解兩漢史學,就無法真正了解我國中古社會和傳統文化。

  兩漢時期的傳統文化 2

  一、兩漢文化

  兩漢文化的形成較之中國上古時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較晚的,它的形成基礎則是以華夏文化為核心,從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華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形成并發展起來的。

  漢朝文化主要內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為:“無為而治”奠定了漢王朝的立國之本“獨尊儒術”造就了漢王朝的長治久安“龍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

  博大精深的漢朝文化是一個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體。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種類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統”文化,因而也就顯示出十分的廣泛性和適用性。

  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和鮮明性,是使民族統一、國家統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輝典范,其功績之大、影響之深是任何一種文化都無法比擬的。

  因此,作為華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漢朝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著中華民族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斗爭精神,仍將會對中國、對世界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漢朝漢人注重淵源于古代華夏的先世血緣傳承,積極發展和周邊民族的交融。漢朝漢人不同的地域風俗文化,不僅鞏固了不同地域上的漢人團結統一,而且也對周邊民族起著有力的吸引和聚合作用。

  在封建統治者的策動下,通過儒家思想的統理,漢朝形成和出現的漢人不同地域風俗文化,“隨君上之情欲”而對周邊民族進行著“移風易俗”的教化,成為周邊的一些游牧民族,及江南和東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學習、接受漢人漢文化,逐步融合于漢人漢文化的便捷途徑。

  漢朝漢人不同的地域風俗文化,推動了漢人漢文化與其周邊民族文化的`交融,促進了漢人和周邊民族的融合,使漢朝成為歷史上漢族形成發展的重要時期。

  二、漢朝文化發展繁榮的主要原因:

  國家統一經濟發展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外交流頻繁繼承、發揚前代傳統等。

  兩漢文化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漢字、漢語、漢文化都是在悠悠的歷史歲月中,經過長期的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類型。 特別是經歷了秦始皇、漢劉邦兩次“大一統”的改進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雛型.經過文、景、武帝的實踐錘煉,使之成為較為穩定的民族文化。 加之兩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對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形成了“漢人、漢語、漢字、漢文化”的特定稱謂。